在被柴静提到以前，他研发的“污染地图”就震惊过世界

【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编者按】柴静《苍穹之下》里展示了一款公开企业排污信息的手机APP——污染地图。上面星星点点标注着全国各地的企业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的情况，这款APP向你提供实时信息报告。这款APP2014年6月上线，大半年来下载量约5万。柴静的《苍穹之下》提到这款“污染地图”之后，短短几天，将近140万人下载安装了“污染地图”。

“污染地图”开发方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个环境保护领域极为知名的公益机构的创始人叫马军。一个现年46岁的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的男人。

2014年初，我曾经到建国门附近的外交公寓拜访过马军。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当时还是一份慈善类杂志主编的我，想搞清楚大名在外的马军，他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污染地图”，从技术上是怎么实现的，面临哪些现实困难。

马军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在他身上，你看不到“环保斗士”（有人这样称他）的半点激烈色彩。他甚至很腼腆。尽管他是新闻记者出身，但他似乎不太善于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

他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方式，充满了工科的理性思维色彩。这与他的个人阅历也许不无关系。

他最初关注到环境问题还是源于记者生涯。他在《南华早报》北京站做过几年记者，在此期间跑了中国的很多河流和山川。“我脑子里最初对中国的河流和山川建立印象是依靠唐诗。但现实中的河流山川和唐诗中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些曾经美好的河流和山川到哪里去了呢？”这是马军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天问”，也是他成为环保斗士的起点。

走访见识了太多关于污染如何侵蚀我们美丽的河山，遇到太多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一方人民因为污染问题，下跪求他帮忙呼吁，“心里有了一个包袱”，他觉得，需要做点什么，来卸下这个包袱。

作为记者，他想到的是通过写作来披露他所了解到的环境问题。于是，1999年，《中国水危机》一书出版。

但是，他心中的包袱并未因为书的出版而卸下。因为，他只是暴露了问题，可问题依旧存在。

事实上，他陷得更深了，开始考虑，能否做点什么来推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呢？

由于《中国水危机》一书的出版，一些机会也扑面而来。其中一个机会来自某外资环境咨询公司的邀请。他想要掌握环境领域的专业知识，于是跳槽过去。

这下，随着工作的改变，他的环境保护视野开始往专业技术方向偏移。这家外资环境咨询公司的客户，主要是在华开展经营活动的大型跨国公司。对于这些经营了几十上百年的企业而言，“做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是它们的追求之一，应对环境问题因此是一项必修课。

马军在咨询公司工作的几年中，掌握了有关环保的系统知识。如果说最初的新闻生涯将他的关注点引向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环境咨询公司工作的经历，则真正让他开始变成一个环保方面的专业人士。

他的工科式的冷静和理性，而非新闻从业者固有的感性和热情，大概即缘于此。

随之而来的一段耶鲁访学经历，又成为重要转折点。

马军告诉我，他非常珍惜作为访问学者赴耶鲁大学学习的那段经历。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全面考察西方环境保护问题的机会。

他考察学习下来的最大结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难以复制到中国！

为什么？因为西方在环境保护方面，早有一套发达而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得到严格的执行。它们正是依靠基于法律的游戏规则的明确化，来保证污染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遏制。

但在中国目前阶段，这基本上等于天方夜谭。

看起来前景一片悲观。马军却还是看到了希望。“中国也有西方所不具备的一些后发者优势，这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政府在近二十年来，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在信息领域的投入力度之大，是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突破口竟不是在法制的健全和执行力度上，而是在信息技术上？

这，就是马军与其他众多环保活动者相比的独特之处。

马军给我分析了环境保护领域的现实困境和悖论。

他说，各地方政府仍以发展GDP为主导，企业要加大生产，创造更多利润，政府也希望企业加大生产，创造更多利税，这是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管控的根本原因。因为缺乏动力！

在缺乏动力的情况下，所谓法律健全，加大执法力度，都是掩耳盗铃，各种欺上瞒下、阳奉阴违，遍地开花，污染不仅没得到有效管控，而且迅速恶化。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使不上劲，形同聋子的耳朵，摆设。

悖论之处在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紧迫性，大家都有目共睹，但就是停不下追求GDP的脚步。中央政府更是意识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环境问题不解决，就是民生问题，将来闹不好就变成政治问题。”

为此，中央的决心还是挺大的。环境问题，首先建立在对环境信息的掌握上。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央主导之下，由各级环境机构联合社会各方面建立的环境信息采集系统，总投入有上百亿。

但这些信息主要是在各级环境部门内部流通分享。不对公共开放。

马军的环保理论立足点是：在一切围绕GDP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本身，并不存在环保的动力。这种动力必须来源于公众，来自公众监督。而监督的前提是信息公开。

借助已有的信息技术，将事实上已经存在并在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内部分享的环境数据，公布出来，变成人人可以看到的公开信息，让公众监督力量参与进来，以克服深层次矛盾，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逐步形成一个市场力量主导的环保动力体系。

马军的“污染地图”，即建立在这一立足点之上。

在听到马军解释“污染地图”原理之前，我还以为“污染地图”是由网友上传他们亲眼见到的污染源信息及画面，网聚民间零散的监督力量，形成中国的污染地图。并非如此。

马军说，要保证信息的专业性，必须借助专业信息采集结果，何况，这种专业信息采集网络，本就存在，只是没有公开而已。或者有的有公开，但很零散地分布于各种环境信息网站。

2006年，马军推出了PC版“中国水质污染地图”。一方面他的团队通过公开渠道搜集相关污染信息，上传到地图上，另一方面他们不断联系各种掌握信息数据的环保机构，请他们提供相关信息。

马军的“污染地图”为世界首创。“别的国家没有过这种东西。当然，它们也许用不着这种东西。”马军说。

“污染地图”的污染信息库收录了中国31个省、10万件空气与水污染违规记录，只要输入企业名称、地点、污染事件、检测资料一一呈现。在其后的几年当中，累计发现近六万家违规企业，500家与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接洽商量解决之道，100多家已接受第三方审查。

2006年，马军的名字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知名导演李安并列，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06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

“如果把马军的人像和篮球明星姚明、女明星章子怡等人像放在一起摆在北京街头，肯定没有人认出他。但马军的影响力，却不小于这些明星。”《时代》杂志如此评价说。

借由对信息公开理念的执著贯彻，“中国水质污染地图”影响力越来越大。愿意公开分享信息的机构越来越多。“污染地图”的信息也逐渐丰富全面起来。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雾霾越来越严重，马军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又推出了大气污染地图。“与水源污染相比，大气污染更是涉及民生的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手机APP版本，也相继推出。

你也许能想象得到，一定有大量企业不喜欢“污染地图”，甚至作出反击。马军说，在“污染地图”刚推出的一两年里，的确有不少企业对“污染地图”到底想干什么表示不理解，一些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来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一坐几个小时，要求将他们从污染地图上撤除。

马军很礼貌地接待了这些上门抗议者。但他也很巧妙地挡回了对方的要求。他的秘诀是：拉了三四十家公益机构一道，组建了“绿色选择联盟”，并以“绿色选择联盟”的名义推出“污染地图”。

“要撤除？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你们得找‘联盟’，让他们都同意。”三四十家“联盟”机构何从找起？面对如此软钉子，对方也没了脾气，只好不了了之。

由于“污染地图”只是单纯地在追求环境污染改善，没有商业利益的诉求，因此时间一久，上了地图的企业也渐渐不再那么迷惑不解了，他们知道，要想不上地图，只有从根上解决问题。

至于马军做“污染地图”的资金，他说，主要靠各大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

到这里，故事还未完。事实上，“污染地图”是一个杠杆。“污染地图本身越客观，越权威，它所能发挥的杠杆效应也越明显。”马军说。

“污染地图”只是曝光了企业污染环境的数据信息，但企业是否会重视它所存在的问题，还取决于企业本身。

马军说，总体上讲，外资企业对污染情况最重视，反馈最积极，常常很配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提出的改善要求。“它们在环境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是成体系化的，效率很高。”相对来说，国企和央企是最无动于衷的。马军说，有时他们找一些国企理论，相关负责人非常流于表面地应付一番，并不愿意触碰实质问题。

曝光企业污染问题只是第一步，是杠杆的支点，如何发挥杠杆的撬动作用，则是马军接下来要做的。

“一些不怎么知名的中小企业，可以不顾自己的形象，向河流排污，这对它自己产生不了什么负面影响。但它总有下游采购商吧？如果它的下游采购商里有大型品牌，我们能不能转而向这些大型品牌提出改善其供应链，通过这种方式来间接促成排污企业优化自己的生产环节呢？”马军说。

“绿色选择倡议”应运而生。这个倡议即是针对大型品牌，提出希望它们公开自己的供应商，并就其供应商是否存在生产环节的污染问题接受公众监督。“对于大型品牌来说，它们比较重视品牌的公众形象，也往往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过承诺，所以更愿意响应绿色选择倡议。”

为了公平起见，马军采取的方式是全面考察一个行业里的所有知名品牌，将其纳入“绿色选择倡议”的监督体系。第一个被纳入的是IT行业，共有29个品牌。

可以说，“绿色选择倡议”启动后，与IT巨头苹果公司的战斗使得马军的“污染地图”得到国际环保界认可，因此获得国际环保大奖。

在马军了解到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后，他与苹果公司接触，希望说服苹果加入“绿色选择倡议”，公开其供应商名单。但苹果方面不予搭理。这与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极端重视保密且强势自信的管理文化有关。马军多次与苹果交涉均遭冷遇或婉拒。他并不放弃，深入到存在污染行为的苹果供应商的生产源头去考察，录制了视频证据，并搜集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制造污染的企业确实在为苹果进行某个环节的代工。

铁证如山，无可抵赖，苹果公司终于低下了傲慢的头颅，认清自己的错误，最终由美国苹果总部发布了供应商生产环节存在致人疾病的污染的声明。

苹果公司高层还向马军承诺，先开放部分供应商接受第三方环境检测，一旦发现污染问题，立即敦促整改。

挑战苹果巨人的胜利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马军用实际成果证明了：“污染地图”这支杠杆的撬动效应不可小觑。

那年，马军作为亚洲唯一的获奖者，站上了美国旧金山“戈德曼环保奖”领奖台，领取了15万美元的环保奖金。该奖被誉为民间“绿色诺贝尔奖”。

马军的野心，不是要在一时一事上，赢取环保方面的胜利。

他甚至不愿意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他认为，有效沟通，强于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却也容易导致矛盾加重的激烈对抗方式。

“污染地图”是他手中的“斩妖宝剑”。但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打败对手，他希望刺激污染环境的企业，产生自我革新的动力，促进环境的优化。

“信息公开给了我一个抓手，基于信息公开的‘污染地图’，最终目的是希望促成一个机制的形成。”

这个机制的核心是：谁污染，谁解决，解决不了的，出局。“污染的治理，最终需要在一个机制之下，形成市场化力量，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

在我们访谈的最后，马军甚至还展望了一个无限延伸的杠杆。

“我们还在酝酿‘绿色证券’‘绿色信贷’，找出那些给污染企业提供信贷的银行，督促银行改善自己客户的生产行为，再就是梳理上市公司的供应链关系，找出它们的上游供应商中的污染企业，发布公告，督促上市公司产生动力优化自己的供应链。”

【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编后】这个斯斯文文的男人，如果他的建立在“污染地图”之上的杠杆集群能够建立起来并产生综合效应，那对污染企业来说，真的就等于是，一张天罗地网撒了下来。在全民为柴静的环保调查及叩问而热情欢呼之际，也许不应该忽略，一位叫马军的沉默男子，其实早已于默默中，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环境保护的革命。【责任编辑/李响】

来源：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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