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时代周刊】封面故事：Uber生死劫 一场互联网思维和现实矛盾的较量

【编者按】以前，人们担心Uber会干掉出租车;今天，人们开始担心政府会干掉Uber。

因为动了出租车行业的奶酪，利益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开始“特别关照”Uber，他们搬出了法律条文。但自古不变的游戏规则是，新技术前行之势无可阻挡，旧的利益格局一定会被打破，过时的法律条文一定会被取消。今天，造福于全球最大多数群体的Uber如果只是“错”在违法，那么，要改变的不是Uber，而是“逼”其违法的不合理法律。

在本质上，Uber和出租车行业的矛盾，更像互联网思维和传统守旧思维的大冲撞。但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创新互联网思维附体的Uber。

修法，为Uber送行，这才符合互联网创新的精神。

有人说Uber(中文名：优步)是世界上名声远扬的互联网服务，也有人抨击它是臭名昭著的手机租车应用。不管如何，它目前在中国的处境有些不妙。

4月30日，中国人大都在静待“五一”小长假的到来，Uber在广州的分公司却遭遇兴师问罪。

据广州市交委于当日晚间发布的声明称，它们和工商、公安三部门的联合检查，针对一家“涉嫌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组织不具备运营资质的私人车辆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对“相关经营工具的一批手机终端等物品进行暂扣处理”。随后有正式报道称，遭到检查的是Uber广州分公司。

在官方声明中，广州市交委重申了对各类“专车”软件的管理立场，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凡利用私家车等社会车辆，从事“私租车”服务的，均涉嫌非法营运，将依法处罚。声明还透露，近期广州市、区两级执法部门所查处的多起“利用手机软件揽客的非法经营个案”，均被分别处予3万元罚款。

广州不是第一个给予Uber特别“关照”的城市。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多地的Uber专车被认定为涉嫌从事非法营运。重庆交委甚至发布文章，指责“Uber等电召软件打着互联网召车的旗号，变相从事非法营运”。

第一章 老百姓为什么爱Uber

硅谷著名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曾经说过一句话：“软件正在吞噬这个世界!”Uber正是这样一家公司，它用移动互联网和软件的魅力，直击人们的租车痛点。

2008年，从美国加州大学辍学后转往硅谷做天使投资的查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和朋友加雷特•卡普(Garrett Camp)，碰上了一次悲惨遭遇。当时，二人参加完在巴黎举办的LeWeb国际数字创新大会，站在路边等出租车，大西洋面吹过来的凛冽寒风让他们抖个不停，却半天拦不到出租车。卡普为此大加吐槽：“假如我可以在手机上按一个键，然后身边出现一辆空车就好了。”

瞬间闪现的灵感，成了Uber的起源。在进一步思考后，他们认为，这个借助移动互联网提供服务，最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虚荣心：让乘坐者显得特别高端。

2010年6月，Uber专车服务在旧金山启动运营。

Uber全球扩张

在商业模式上，Uber和传统的出租车业务明显不同，它是一个真正具有颠覆性的O2O出租车服务：在互联网上整合闲置的私人、汽车租赁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高档汽车资源，向中高端人群提供用车服务。用户通过GPS系统向Uber发出叫车服务，结束交易后，Uber向私家车主抽取20%的提成。

在实操中，Uber规定年满21岁的私家车主才能申请专车司机，他们需要向Uber提供驾驶证、行车证、车辆保险、身份证(美国需要提供社会保障号码)、职业和家庭住址等相关证件和信息，审核通过后在网上进行视频学习，课程涵盖了操作程序，如何获得五星评价，以及告知哪些是禁止行为等，然后到指定的司机服务点验车，不用签订任何挂靠协议，快至1周，慢则2周，私家车主就能够成为Uber的专职或兼职司机，并获赠一部工作用手机。

对于用户来说，则需先在智能手机安装Uber专车软件(APP)，在其中输入姓名、联系方式、支付账号等真实资料，建立起个人账户后即可使用。当需要用车时，用户打开APP，输入目的地信息，在奥迪A6、林肯、凯迪拉克、宝马、奔驰等车型中选择座驾，预约完成后第一时间得到专车预计到达时间、车牌号码、大致的价格、司机的实名信息，以及先前客户对他的评分，并可通过GPS实时查看车辆行车路线，享受专车司机客气且彬彬有礼的服务;到达目的地后，绑定的信用卡或支付宝将自动根据里程数扣款。与此同时，一封邮件会即刻到达你的电子信箱，邮件列明了详细的里程数和收费，并附上正确的行驶线路图。

毫无疑问，Uber的专车服务盘活了闲置的高档车资源，让私家车主大获其利，同时，它较好地满足了用户的租车需求，在公众场合提升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客户使用体验到达极致。

Uber在硅谷迅速火了起来，开始向全美市场蔓延。创业4年后，它进入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超过300个城市。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它格外受到市场追捧，在2014年获得12亿美元D轮融资后，公司估值飙升至182亿美元。到2015年3月底，Uber把美国传统出租车、机场巴士业务合计所占市场份额，从85%压缩至52%。

2013年8月，Uber染指中国市场，最先落地的城市是上海，接下来是广州和深圳。

2014年2月13日，Uber在上海正式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并和支付宝达成合作。7月14日，北京成为Uber在全球运营的第100座城市。现在，国内有9个大城市开通了Uber专车服务。

据了解，Uber在中国的收费不算低，起步价5美元(约合31元人民币)，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飞速成长。因此，Uber业务的发展速度比在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要快得多。

随着业务的拓展，Uber的专车服务不再局限于高端车型，更加便民的经济型专车服务被接入Uber专车平台。现在，Uber和传统出租车之间的差距更加缩短。打开Uber应用后，能看见UberX(普通车)、UberXL(高级商务车)、BlackCar(豪华车)和SUV(越野车)，分别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互联网思维带来核心竞争力

作为互联网时代分享经济的一种典型业务模式，Uber也会提供一些现金返还等市场促销招式，但卡拉尼克明白，具有人文情怀的品质和创新，才是无可替代的。因此，Uber能够受到全球市场欢迎，最本质原因在于互联网思维赋予它的核心竞争力：简单和惊喜。

简单，就是用户只需要几秒时间，在智能手机上点几下就完成一个订单。惊喜，则是在别人为招不到出租车而伤透脑筋的时候，一辆高档轿车几分钟之内就体面地停在了你面前，在众目睽睽下的那个拉风劲，简直羡煞旁人。

这不是全部，Uber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传统出租车汽车公司想都不曾想过的方面——不仅在于硬件配置与普通打车业务拉开差距，更在于一些本地化上的创新。

据了解，Uber在后台持续关注各种数据，包括谁在打开APP，谁打算使用APP等。而为了对每一个城市量身定做一套打车服务体系，Uber会对这个城市进行深度市场调研，包括消费能力、国际化程度，甚至当地的交通政策和路况信息，然后开发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用户普遍不愿绑定信用卡，与支付宝的合作便顺理成章。中国人喜欢舞狮，Uber就在春节前夕推出舞狮预约服务，舞狮队在每个城市表演一天，希望为客户在新年之前带来吉祥。当一个APP用户预约舞狮服务时，他们的Uber账户将被扣费188元，每次表演持续20分钟，用户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进行分享。

在卡拉尼克看来，让品牌在用户中流行起来和制造关注度同等重要。2014年11月，Uber宣布与流媒体音乐服务 Spotify 合作，用户只需将自己的 Spotify 账号与Uber关联，就可以在叫车后根据心情选定歌曲，车来接你的时候开始播放你喜欢的歌。除预先设定外，乘客还可以选择全程播放自己选定的音乐。

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举措，加上免费喝水、给手机充电、免费WiFi，甚至情人节送玫瑰花等温馨行为，提供诸如行车速度，最优化的行车路线等其他同行不曾提供的微小服务，都给客户带来了强烈且深刻的印象。据了解，在中国的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里，一些白领已经慢慢习惯使用Uber专车为代步工具。

其实，Uber不仅让多数乘客大为满意，对于长年开出租车的司机来说，Uber的诱惑力也是显而易见。

第二章 Uber和现实的矛盾

卡拉尼克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他们创办Uber的理念很单纯，“不攫取谁的利益，只是想让人们能够更方便地打到车”。但是，刺激卡普灵感闪现的那一丝愤怒，表达对出租车低效率的严重不满。事实上，Uber动了出租车行业的奶酪，这当然引发了世界多地出租车司机的不满。

全世界都在封杀

从2014年初开始一直到7月中旬，从伦敦到巴黎，从马德里到米兰，从布鲁塞尔到柏林，在欧洲多座主要城市，沿途招手打车变成一件难事。这不是城市里的出租车少了，而是超过 3 万名出租车司机把手从方向盘上撤了下来，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抗议Uber的“不正当竞争”。所谓不正当竞争，是指Uber能够让消费者打到无运营牌照的“黑车”。在部分欧洲国家，出租车运营牌照售价高达20万欧元(约合140万元人民币)。

事实上，Uber在全球正面临着创业以来的最大挑战。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中国个别城市的封杀，它还在美国部分地方遭遇不公平对待，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泰国、印度和加拿大等14个国家政府对其发出了禁令。

2014年12月15日，法国政府表示，2015年将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Uber私家车拼车服务UberPop软件。法国内政部发言人布兰德特说，“人们使用Uber服务时，倘若不幸发生事故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它的服务不仅是非法，对消费者来说，危险也是切实存在。”

当天，法国数百名出租车司机在巴黎封锁了通往戴高乐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抗议Uber扰乱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多年来，政府一直对出租车行业征收新的赋税，并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从出租车颜色到全球定位系统，”法国FNAT出租车协会主席纳丁•阿内(Nadine Annet)表示，“我们现在至少要求竞争对手获得同等的待遇。”

12月8日，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在市内禁用“Uber”叫车软件;第二天，泰国、西班牙相继禁止Uber在本国运营。而在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荷兰和比利时，官员们暂时禁止了Uber的部分服务。更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国家没有明令禁止Uber必须停止服务，政府和监管机构却在暗中下绊。

据卡拉尼克的介绍，官方要求Uber专车司机在完成一单交易之后必须等候一个小时，或是到一个并不存在的“车库”报到;把最低费用标得比天还高。更有甚者，很多因为生意被抢的出租司机，开始扎Uber专车的车胎，对其喷漆，但警察不管。欧盟总部所在地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地方法院威胁Uber签约司机，如果敢接客，被抓到就罚款1万欧元(约合6.9万元人民币)。

出租车公司认为，Uber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一个不公平的前提，即Uber专车的司机不会面临出租车行业应有的准入要求、保险和税收。因此，它面临着道德风险、法律监管和车辆司机准入审查的诸多问题。同时，Uber司机的准入门槛过低，Uber没有为此下工夫，似乎也不打算对司机进行严格审核。而出租车公司也在游说当地的监管机构禁止Uber经营业务。他们的理由很直接：Uber缺乏足够的保险机制，对于监管机构进行的背景调查，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

但是，政府内部在对待Uber的态度上，也并非铁板一块。欧盟的数字政策专员妮莉•克瑞斯(NeelieKroes)就将比利时地方法院的决定形容为“疯狂”，并强烈抵制。她认为，这个决定无法保护消费者，只是“维护了出租车垄断联盟的利益”。在不遗余力地封堵Uber的加拿大，该国联邦政府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在一次会议期间因为叫不到出租车，愤然在个人Twitter上写道：“75分钟，打了5个电话，没有出租车来。今天看起来，我们确实需要来自Uber的竞争。”

中国式的麻烦

西方政府竭力阻挠Uber发展的背后，有一种基于政党选票考虑，那就是讨好强大的出租车行业工会，其受益者包括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而中国对Uber的打压，则是一种纯粹的中国式麻烦。一般而言，牵着中国出租车公司身后那根木偶绳的，是政府。今天，Uber让原来的出租车牌照贬值，政府手中的管制权利也相应贬值，所获暴利减少，它们必然会跳出来想方设法加以维护。

不过，即使自己高度垄断，政府部门也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的作风是，从现行的规章制度中，揪出几条来作为Uber违规的证据。这一次，他们搬出备受诟病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XX省道路运输条例》以及《XX市客车租赁管理办法》。交管部门认为，利用私家车从事“私租车”服务涉嫌非法运营。同时，他们还会搬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确保出租车行业从业者有合理利润。

但是，面对广州关闭Uber的行为，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发表了反对意见。甚至连被视为受Uber伤害最深的出租车司机，也没有站出来表示支持之意。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现行的出租车制度，受益者只有政府和出租车公司，最大的受害者是消费者和出租车司机。

按照法律规定，所有出租车公司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牌照(免费)才能经营，政府对牌照总数进行控制，确保出租车行业从业者有合理利润。同时，出租车牌照和车辆产权均归属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通过承包车辆开展运营，向出租车公司上交承包费(俗称“份子钱”)，份子钱的金额由市物价局和市交委共同决定，大体是在8000元/月以上。这就意味着，出租车司机每天早晨睁开眼，面前就摆着一张近300元的欠条，每天80%的工作时间都在挣“份子钱”。

新华社曾报道称，“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表示，自己最不满的是长年被公司收取严重不合理的‘份子钱’。”据其介绍，他和公司的协议一签就是6年，每月交“份子钱”9600元，半年便可买回一辆出租车，剩下5年半的“份子钱”完全成了公司暴利。

在中国今天的利益架构里，这部分暴利的走向，每个人都懂。今年3月12日，交通部长杨传堂在两会上说出让全社会都倍感惊诧的话：坚决打击黑车，坚决打击私家车干专车，坚决不降出租车“份子钱”。

由于“份子钱”，出租车司机自认为过着比猪还不如的生活，他们成了利益垄断的受害者。同时，为了尽早交清“份子钱”，他们又把气撒在乘客身上，出现了短途拒载、乱收费、绕道行驶、晚上使用假钞等恶劣行径，让乘客怨声载道。

第三章 创新的互联网思维无可阻挡

Uber属于人民，谁都带不走它。

对于Uber今天的遭遇，悲观者担心Uber难过这一生死劫;乐观者却认为，中国交通执法部门常年打击黑车，常常钓鱼执法，一旦抓住就罚款几万还要扣车，这样的力度都没让黑车禁绝，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不太可能杀死专车。

创新的互联网思维不可阻挡

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指出，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这种改变，实质上是互联网思维在发挥着引导作用。

互联网思维诞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一种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而移动互联网的本质就是以用户为中心，重构了商品、服务和消费者三者间的关系，帮助原本落后的商业形态实现质的飞跃。

进入新世纪，与普通公众关系最密切的行业中，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传媒业，典型的如各类报刊杂志，连一些百年大报也不得不关门了事，从业者收入下跌;接着是零售业、连锁卖场飞速扩张的步伐戛然止步，业务萎缩;在唱片业，全球CD发行量断涯式下滑，全行业亏损;银行业则因为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兴起，储蓄存款大量减少，柜台业务大为减少，开始裁员。

但是，这些行业都没有要求监管部门关闭新闻网页、关闭电商、关闭音乐下载、关闭互联网金融，因为谁都明白，受群众欢迎的创新互联网思维是无可阻挡。

具体到Uber，它本身并无引入革命性的技术，而是利用移动互联网模式，改造原有的落后的出租车模式，重构市场资源。

传统的出租车电召效率低下，出租车空驶率高，乘客打车成功概率偏低，这是全球出租车行业的通病。今天，Uber以大数据技术，动态地定义在繁忙时段提价鼓励司机，解决打不到车的问题;无预约，无抢单，司机不知道目的地在哪，3分钟内自动匹配最近的司机，解决了拒载问题;甚至硅谷总部在研发永不停歇的多人乘坐计划，同一行车方向的人由系统匹配拼车。与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服务模式相比，Uber是希望用最少的车，最有效率地满足多数居民的出行需求。

依照卡拉尼克的说法，Uber来源于“共享经济”理念及由此为世界带来的改变，包括每月在全球创造出两万多个就业机会，并驱动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数百万人可能不需要拥有一辆车;在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城市，停车位紧张的状况将得到缓解;随着Uber服务的延伸，城市拥堵将得到极大改善。

“如果说抗议活动前后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更广为人知了。”卡拉尼克的自信并非空口无凭。仅以伦敦为例，据统计，在欧洲大游行爆发当天，Uber用户增长率就高达850%，伦敦出租车工会也无奈地抱怨道：因为这场罢工，越来越多伦敦人反而选择使用Uber自行联络司机。

修法，为Uber送行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给商业形态带来颠覆性影响，还对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因此，一场由Uber引起的全球性争议，表面看是垄断集团的利益之争，但在背后，却是互联网思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现行监管体系之争。而在此之前，首先要给监管者洗脑。

中央在近期亦对政府部门做了相应要求。首先，国家提出“互联网+”计划，希望各部门都全身心地融入到互联网中来。此后不久，国务院又要求在接下来3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整治政府网站，希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互联网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5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中关村创新大街，再次提出了政府要为创新服务的理念。因此，对于Uber，政府也应该借鉴互联网，用发展的思维来审视Uber专车的出现，存在和发展。

根据交通部今年1月颁发的《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相关规定，出租车经营必须取得交通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车辆经营权，还要有取得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员。

这一点，全社会都表示了认同，认为Uber专车与规章制度存在事实上的冲突，但如果专车服务确实便民利民，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么，政府就应该自我审查。

固有的利益格局在阻碍技术进步，阻碍的主要手段是固有的法律法规条文。但自古不变的游戏规则是，当新技术普遍地造福于大多数人群时，掌握新技术的利益群体一定会打破旧的利益格局，不利于公众的法律条文一定会随之被取消。因此，若Uber专车只是“错”在违法，要改变的不是专车，而是逼其违法的不合理法律。修法，为Uber送行，这才符合互联网创新的精神。

一个加拿大人对于自己所在地区的Uber专车被禁一事，在Reddit上写了一段话：“法律不是永远不变的，如果法律阻挡了更先进的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糟糕了，那是法律的错，我们要修改法律，而不是继续遵守它。”

今天，互联网思维附体的Uber专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倾力改造，固然会因为政府的阻挠而暂时停步，但它终究像春风吹拂过的雪原，孕育着希望的绿色。

卡拉尼克的一句话值得铭记：最终，创新和进步将会取胜。

来源：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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