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后现代的新文化和新符号乘风而来，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电影人正在“刀口舐蜜”

【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编者按】互联网重塑了很多行业，当然也带给了电影生态很多的改变，过去的重重陋规开始慢慢地松动，乃至瓦解。尤其对于扎根于互联网的青年电影，它的改变或许有更主动的因素，面临的挑战也更大，不过，在互联网生态中，青年电影现在仍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幸好年轻的力量已经走在路上。

这是一次难忘的拍摄体验。

火化场里，摄影师坐在尸床上，年轻的美术导演郑玉龙和副摄影师推着尸床，后面是快80岁的演员，她躺在另外一张由两位火化场工人所推的尸床上，送别门由外及内，一点点地在画面中消失，仿佛生命从这里进行了倒数，从此再无，只有车轮声在读秒，只有悼念厅、化妆间、冷藏室、焚尸炉当做最后的生命可读，安静，窒息，凝固。

低着头，数着刻度，每完成一条，郑玉龙都要跑到外面。刚烧过尸体的空气中还有余灰，但他已然顾不上考虑这些。努力地呼吸，聆听风吹树叶的声音，睁开眼任由夕阳的余晖沐浴。郑玉龙就在这样的拍摄体验中，触摸着世界的真实和生命的内核。

在室外，一切都是那么新、那么新。

青年电影——新文化，新符号

并不是所有人对电影和生活的感悟都来自独特的经历，周圣崴便是在生活中寻找灵感的创作者。

冬日夜晚的北大小西门，被霓虹灯渲染着失却了平日的寡淡与素净。并不宽敞的街道两侧，皆是夜食者们晚上饱腹的好去处，冒着热气的包子与烧烤摊，精致剔透的咖啡厅与餐馆。灯光闪烁，人影迷离，食客们偶尔爆发出的笑闹声，将每个夜晚都变得多样而诱人。而马路中间的树枝在灯火繁华的萦绕中，沉默着，站立着，如同隐晦的剪影，似乎有表达要呼之欲出，却又在夜色中遮遮掩掩。一切时间的流动、夜晚的景色，都在灯光迷离中铸成一种暗流涌动的情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周圣崴走在这条街上，突然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这幅画面蕴藏着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像在暗流中涌动、流淌，然而它又是绚丽的，蕴藏着某种迷乱。当时我就想这幅画面适合什么人呢?想来想去觉得适合同志，不能言说的、被压抑的、暗暗流动的，被这个画面启发才写了《夜森林》。”周圣崴说。

通过一个画面，或者使用某个镜头，能够表达一个人物或者一个群体的特征、情绪，是周圣崴电影表达的关键。就像《夜森林》这个短片中，在迷乱的、荒凉的、繁华的北京夜色里，压抑着的同性之间的感情，无处释放却又澎湃难抑，成为电影的主流情绪。这些社会边缘的群体，只有在灯光无法照亮的地方、在晦暗的森林里，才能寻求得到感情的安放。行走在日光下，他们只有迷茫与压抑。

在周圣崴的另一部影片《变形记》中，影片的主体也是一种“边缘人”。这个小职员囿于生活，困窘、麻木，被看不见的东西操纵支配，日复一日的命令与重复使他异化成为一只苍蝇，在向往自由的边缘却被无情地拍死在墙上。

关注人，关注人的情绪，是周圣崴电影的一大特点。无论其电影如何诡奇，但都扎根于合理的本位。这在当下青年导演的作品中，其实非常常见。例如赵曦夕的《自杀俱乐部》，一个因为各种原因想要自杀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最后发现生活竟是戏中戏，最不该死去的人在意外中死去。

这些电影中的个体，放弃自己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不断远离着公共话语和叙述。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和宣泄才是突破口，主人公大处于迷茫焦虑中，面对现实无可奈何，最终却只能迷茫向前行进，他们的存在对于匆匆发展的社会来说，显得无足轻重。

青年导演赵曦夕的电影多是边缘题材。《骑兵》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小孩的故事;《偷窺》是关于一个身处边缘地位的女性;《不夜城》是一个作家和一个坐台女……“我可能是对边缘人物有所偏爱吧。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些边缘人物可能会更突出或者是更明显。通过一个小人物，却可以体现人生百态的东西。”

在城市中漂泊的青年导演，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是他们在切身体验中对现代都市的真实感受和捕捉。现代都市瞬息性的现在时和躁动不安的情绪，以及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碎片化洪水似的冲刷，使得人们越来越在冗杂中失却方向，而电影也带上了导演个人浓厚的风格与色彩。

关注市场，不意味着没有感情

董偲遇与电影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很小的时候。每个暑假妈妈背起包出门上班，那声“咔嗒”的锁门声，对于他和他刚上初中的姐姐来说，就是他们开始探索电视里的世界的解禁令。炎热的夏日，外面蝉声躁动，两人却都专注地望着20寸的屏幕。“我俩躲在特黑的小客厅里看电视，平均每天都会租一个碟子”。董偲遇说。

由于家乡地处偏远，到12岁那年，董偲遇才第一次遇到露天电影。夜风吹拂下，已经长成少年的他坐在小板凳上，依旧是那副痴痴的表情，盯着幕布上的黑白光影。

那次放映的是《罗马假日》——不算什么太好的片子，但对董偲遇来说，却是真正的启蒙电影，“因为我的人生第一次看悲剧”。从小看迪斯尼长大的他，第一次看到一部电影中公主最后没有跟王子在一起，董偲遇被镇住了。他觉得这个力量太大了，大到心灵被撼动、竟完全说不出话来。董偲遇走出片场的时候，默不作声，但心脏却疯狂地跳动，“我记得特别清楚，影片最后男演员面向镜头走来，然后就出字幕了。

当时把我伤心坏了，怎么可以在这儿结束呢?后来我又觉得这种情感只有电影能表现出来，只有这种音乐、这种镜头才能渲染这样的氛围。所以那会儿就真正下定决心，要当导演了。”12岁的决定，一坚持，就是十几年过去，从他走进电影学院又毕业，从带着青涩气息的作品《世界末日》到最后富有内涵的《渡口》，年头在变，不变的依旧是他对电影的执着。

虽然启蒙他创作的是一部真正的悲剧，董偲遇却跳脱了这个最初的起点，走向了喜剧。“我要做喜剧，而且是有风格的喜剧”，董偲遇非常坚定，“我不喜欢文艺片，我就是要做商业片，我的电影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喜剧是商业片中最难表达的一种电影，董偲遇在市场与个性之间，还在摸索。“做商业片并不意味着我就要跟着市场走，电影是有感情的，无论商业与否，都应该有能够打动人的东西”。

一次在芦苇丛上拍一个人读诗的情景，在董偲遇的构想中，那场戏应该是伴着风和日丽的阳光拍摄的，但无奈那天恰巧阴天。正在董偲遇无可奈可之际，制片提议不如给老天爷烧根香，就在香刚刚点燃的瞬间，太阳把整个芦苇丛照出了金色，拍着工作顺利进行，而就在诗快要读完的时候，倾盆大雨又至，好在男主角一直没有出戏，凄凉的诗词，配上戏剧性的画面让他觉得毕生难忘。即使是一个没有多少台词的场景，却因为富含巧合和情感意味，而变得温婉动人。

“做青年电影人，最难的就是坚持。”电影艺术的感染力，从小就深深根植于董偲遇心中。然而当前电影人的生存状态与青年电影发展情势，又让理想陷入了现实的桎梏。“无论怎么走，都不应该忘记最初你想要的方向”，在继续钻研市场与商业的路上，他从未选择妥协。

互联网与电影：兴起进行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王赫，现在已经是互联网创业公司“青年电影志”年轻的CEO。

“现在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带来了电影生态的太多改变，遵循电影圈原有的重重陋规，必死。主流媒体只会去关注一些有话题性的、有吸引力的东西，但一些试图走上这条路的年轻电影人们，没人去关注、去评价。有想法的人想法得不到实现，有才能的才能得不到施展，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断层。”

观察到新时代的电影现状，王赫萌生了创立“青年电影志”的想法：一个专注青年电影人的新媒体互动平台。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关注青年电影人，服务于他们的电影创作，构建一个服务于电影创作及文化传播的、属于青年人的网络社群，让更多的电影爱好者、创作者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交流创作。

电影产业、尤其是青年电影，已经和互联网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了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统计截至2013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 18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约5亿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亮点。

青年导演赵曦夕说，网络平台让我们说话，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去表达，只要我有手机就能拍，拍完了上传到网络，就能让大家看到，也一定可以找到可以交流的观众。但是，互联网并没有为后现代青年电影提供一个完全温良的土壤。即使扎根互联网生态，青年电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对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导演祁骥来说，市场化和个人表达，就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整体来说，现在大多人都奔着商业电影去了，希望观众能买账。但由于种种原因，观众审美水平有时与导演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脱节。导演被市场带着走，得让政府看得过眼，又得让人民群众买账，非常不容易。”

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阐释道，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二三线城市的观众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他们之前没有机会在影院看电影，但现在被带进了电影，形成了新市场、新观众、新票房。文化是一个生态，一部电影没有力量马上改变一个人，但如果有多部这样的电影形成文化生态，就可能改变一群人。当今的观众正在成为决定电影市场权力支配者，所以一定要防止过度娱乐走向低俗的偏向。

互联网为青年电影带来的不仅是文化的符号、生存的土壤，还有发展时面对的种种掣肘。一面是高高举起的后现代的大旗，另一面又是互联网浪潮中的暗礁险滩，青年电影人带着他们的作品，有如刀口舐蜜——还正徘徊在路上。

【IT时代网、IT时代周刊编后】互联网生态是相对自由的，对于电影而言，既打破了拍摄过程的神秘感，在技术难度上也更易实现，并且也有利于青年导演和他们所拍摄影片的传播，而当那些有志于成为电影导演的青年人都一起为互联网电影生态而努力之时，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吧。【责任编辑/梁浩】

本文作者金逸堃，现供职于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来源：中文互联网数据研究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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