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比亚迪的官司，让郭台铭心灰意冷，王传福告诉我们这样做也能成功

【IT时代网锐评】今天，我们对比亚迪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汽车上。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获得了巴菲特的青睐。事实上，十年前，比亚迪效仿富士康，引发了一场为时多年的官司，最终结果是富士康没有讨到便宜，土生土长的比亚迪躲过了灾难。无奈的郭台铭，开始将富士康大量内迁，催生了富士康郑州工厂、成都工厂等。

至今也无人知晓，王传福2002年末受邀去台湾拜访郭台铭时，怀揣着哪般心态。但当时的实情是：比亚迪只是一家做手机电池的小企业，而富士康已是手握几十亿美元订单的世界级代工航母。

随后的情形让郭台铭做梦也没想到，仅用了几年时间，王传福迅速“克隆”出与自己近乎相同的手机代工产业链，并成为最难缠之敌。更让他恼怒的是，从2003年起，富士康400多名员工跳槽比亚迪，大量机密文件神秘摆在王传福案头。

2006年，无法容忍的郭台铭，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将对方告上法庭。一场看似胜负鲜明的官司，除比亚迪几位员工入狱，最终定论无果。更为蹊跷的是，每到重要关头，比亚迪总能化险为夷，从容脱身。

商业机密引发的纷争

“山寨顶多只是抄袭、模仿外观，有人查还会躲躲藏藏。比亚迪不只是抄袭，甚至派商业间谍窃取我们的资料，然后毁灭证据。”郭台铭谈及比亚迪，就气不打一处来。

“几年前，王传福来找我，希望鸿海帮他做电池壳，我还带他参观富士康的工厂，结果他看到我们赚钱，就挖走我400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郭台铭为当时的热情深感后悔，认为正是这次机会才让王传福起了“歹意”。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网检系统检测到王伟等富士康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公司当即报警。富士康随后请求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法院在比亚迪的办公地点查扣复制了该公司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的计算机硬盘内容。证据显示，该硬盘中有富士康文件头字样的W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人的签字。

据知情人士回忆，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的柳相军和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文件的司少青，2005年7月从富士康跳槽比亚迪。而从此前的6月10日起，柳相军就已开始将“富士康手机业务一季度指标状况”等商业秘密直接寄给王传福。另外，柳相军到2005年5月底时才申请离职，而他与比亚迪行政总裁李柯已先期进行过重要的工作讨论。

2006年6月，鸿海集团两个子公司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及鸿富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共同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柳相军、司少青等人在跳槽到比亚迪后，泄露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并索赔500万元。一年后，它们再次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并索赔51.3亿元。

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派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在北京为“富士康诉比亚迪恶意侵犯其商业秘密案”进行司法鉴定。在听证会上，富士康指控，比亚迪2006年手机制造的营收超过51.35亿元，较2005年的19.06亿元增长了169.3%，较2004年的9.39亿元更是增长了4倍多，这种爆发式增长极不正常，与公司的商业秘密大量流失、大量员工跳槽，在时间上是相互吻合的。

富士康方面指称，从2003年开始，自己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400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一个月后，第一批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据悉，第一批鉴定报告有7000多页、33卷，重50多公斤。但比亚迪方面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比亚迪原计划于2007年7月底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但富士康2007年6月11日在香港法院提出诉讼。2007年9月27日，在上市第一次申请过期后，比亚迪继续提出了上市申请，富士康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最终被推迟半年上市。王传福在公开场合指责富士康是在“故意捣乱”。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迎来转机，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军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出乎意料的是，比亚迪发布公告称，夏佐全在拘留后的第4天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而另外两名获刑员工，在定罪前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属于个人犯罪，与比亚迪无关。

这样的判决并不让富士康满意。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12月3日，比亚迪方面反将一军，称公安机关已撤销针对比亚迪的调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赵军及另外两名负责人涉嫌毁灭、伪造证据和收受贿赂，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外，比亚迪前员工张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富士康似乎越来越被动。而业界也认为，这有可能是比亚迪转守为攻的重要标志。

比亚迪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企业，比亚迪认为政府偏向当地企业。“我们不得不选择香港，在深圳打不赢官司，就像到赌城去，他一面跟你赌，一边自己做庄。”郭台铭对此十分委屈。但在他看来，公司有足够的证据，官司还没了结。现在，富士康已在香港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已受理案件，有望下半年正式开审。

两个男人的战争

郭台铭，1950年出生，自幼家境贫寒。作为家中的长子，他靠半工半读结束了在一所海员学校的课程后，于1973年出资10万元新台币，跟朋友在台北县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几个月后，原有股东抽身而出，鸿海成了郭台铭一个人的企业。

熟悉郭台铭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商业天才，感叹其超强的市场敏感度和顽强的毅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据悉，为了开拓美国市场，郭台铭曾在雨中苦等客户4个小时;为了跟大厂商做生意，他曾住12美元一天的汽车旅馆，足迹踏遍美国32个州……他对客户看得最重，“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在他眼里，做企业就像练武功，要从扎马步、站木桩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只有练就一身功夫，才能行走江湖。扎实强硬的领导风格，是他打造鸿海王国的法宝。

不过，郭台铭人性中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和他共事过的一些台湾业界人士评价他“专断、高傲、独裁、摒弃民主……”而作为一家“家长制”企业，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也打上了太多郭台铭的烙印，大小决策都得由他一手拍板。

富士康几乎所有中高层都来自台湾，这种不平等的文化，也激起了内地员工们的反感。据悉，从台湾派来内地的4000名高管，他们的工资相当于5万名内地员工的工资总和。

和郭台铭一样，王传福的出身环境也不好。王1966年生于安徽无为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父母早逝，他靠姐姐跟哥哥的接济，才艰难地完成中南大学物理化学专业的学业。创办比亚迪前，他曾是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当他看到当时作为款爷标志的大哥大手机一部就要卖3万多元时，王传福认定手机充电电池大有可为，于是用借来的250万元资金在1995年创建了比亚迪。

早期，王传福带着10多名员工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里“打打敲敲”，拿不出足够的钱建生产线，只好组建人力流水线，关键生产设备则以自行研发的机器代替。这样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却造出了低价的产品，日本卖8美元/块的电池，比亚迪只要2.5美元。

也和富士康处处闪现着郭台铭的身影一样，比亚迪身上王传福烙印也很深重。但唯一不同的是，王传福在同事和员工眼里很随和，他中规中矩的大分头让人觉得很亲切。不过，这并不妨碍王传福在公司树立威信，他不按常理出牌，带领比亚迪一次次从竞争对手口中上演虎口夺食。

熟悉王传福的业内人士认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反而更像一个技术人员，经常与技术人员呆在一起探讨技术难关，其对技术的痴迷，胜过所有员工。当年，比亚迪没钱建电池干燥室，他就想出添加一种吸水的药剂替代，效果很好。

还让人感觉王传福与郭台铭不一样的是，前者深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富士康，员工地位不高，出差后要报销相关费用，必须把每笔支出交代得一清二楚，而公司高层花钱却大手大脚，无人过问。而在比亚迪，高管和员工一样，出差一律都坐经济舱，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活动及会议。在对待员工上，王传福也不像郭那样苛刻。

该员工还认为，王传福对人才的重视是比亚迪快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力，他相信人才是比亚迪的最大生产力。而事实上，比亚迪数万人规模的工程师队伍中，很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也能接触核心技术。

正因为王传福敢于蔑视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认为创新来自于整合，这种思维解放了比亚迪的思想，并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常人不敢想的奇迹。王习惯埋头做事，不喜张扬。即使两家公司的官司闹得满城风雨，他自身的曝光度并不高。不知不觉中，这位郭台铭曾经不入法眼的人，正在对富士康完成颠覆。

现在，轮到王传福开始漠视富士康，他认为自己的公司在技术上强过对方，富士康仅是一个模具加一个手机整机代工，而比亚迪有电池、汽车，涉及到众多核心技术。他甚至幻想，2025年，比亚迪汽车要做到世界第一。【责任编辑/荆玉珍】

来源：IT时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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